今年的上海书展将于8月16日在上海展览中心正式开幕，但各类先导项目已经在8月13日这天悄然开启。结束了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五年任期的贝淡宁（Daniel Bell）带着他的新书《在山东当院长The Dean of Shangdong 》在静安嘉里中心分享了他自称的五年“小官僚（a minor bureaucrat）”的经历。

关心中国儒学国际化发展、西方社群主义的读者对贝淡宁都不会太陌生。作为一名没有中国血统的外籍人士，他的许多经历包括在中央党校讲课、在山东大学担任学院院长一职等都享有“史上第一位”的轰动效应。在本报此前的一次采访中，贝淡宁曾表示无论是柏拉图还是孔、孟，很多哲人都用对话形式来表达思想。那么，结束了“小官僚”的旅程、持续探讨儒学的未来，以新书总结过往并以此粉碎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或许就是贝淡宁下一场对话开启的前奏，而书展上的亮相尽管短暂，也可视为序幕。

新书The Dean of Shangdong：Confession of a Mior Bureaucrat at a Chinese University，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儒家还能吸引年轻人吗？

贝淡宁的经历就是儒学生命力的体现

和很多关于诸子百家的讲座不同，这次由现代书店联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及中图数科举办的题为“中国儒家思想的复兴：我在山东当院长”新书发布会，不仅在上海最时髦的静安嘉里中心举办，而且到场的听众也大多是青年。虽然贝淡宁离甲子年仅有一岁，但他没有老学究的气质。这次讲座并没有聚焦通常的前半段：例如对儒家文本的解读，讨论孔孟子等儒家故事的阐发，也并没有中西文化碰撞的纯学术探讨；而是只展开了后半段——作者贝淡宁作为在西方受教育者但长期在亚洲执教儒学的经验、实践、认识。

在听众提问环节，有正在新加坡留学的女学生提问贝淡宁，中国传统中一些大男子主义比如女性不能上桌吃饭现象阻碍了年轻人、年轻女性亲近儒家，甚至拒绝儒家，儒家还能吸引年轻人吗？贝淡宁回答说，一方面提问学生所描述的现象正在改变，用他在《我在中国教政治》一书中的话说，儒家的形象已经不再是保守派老男人捍卫现状的伦理学。20年多前的曲阜可能还残留着个别的女子在厨房吃饭的遗俗，但是现在谁都能感受到女性地位极大的提高。典型的例子是，原来只记载男性后代的孔氏族谱，现在也会记录女性后代的名字。二是回到文本，儒家学者也从来没有指出“女性不可以、不能成为君子”。贝淡宁承认儒家在时代框架下有需要改进的东西，但它并非不能改变，同时这种改变正在发生。“当然，我们都急切盼望改变发生得更快一点。”

反过来说，从贝淡宁的人生经历来看，不正是儒家生命力、吸引力的体现吗？作为一名没有中国血统的外籍人士，贝淡宁在读博期间，因为儒家思想和西方的社群主义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原本研究社群主义的他开始关注中国的政治传统和哲学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继而在新加坡、香港任教；2004年全家搬至中国内地，本人在清华大学讲授政治哲学；2017年受聘山东大学，担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院长。从一名对儒学儒家完全无知的西方人转变为一名信奉者和实践者。

讲座现场的贝淡宁

实践儒学价值观：

担任外籍院长推动儒学国际化是“外王”

回顾担任山东大学学院院长一职和写下这本书的起因，贝淡宁给出了三个理由。

第一，他想要推广新儒学，作为儒学的一名实践者，他原本只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研究儒学，这次他想要用儒家价值观来办事。儒家伦理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国家政治，而且深深影响了城市精神和人民的日常生活。贝淡宁举例说，将从政作为人生最高理想的儒家，当官是这一思想的遗产。因此，在孔孟的故乡山东，人们喜欢当官，当官是为人民服务。在生活中体现为，不是8而是7这个数字更被山东人视为吉利的数字，因为有“七上八下”这个成语，其中暗含着儒家传统的基因。贝淡宁说和西方国家的学者相比较，在中国学术界，通过担任行政管理者为学术共同体服务，这种愿望比较普遍。儒家学说推崇“内圣外王”，成为院长是“外王”，也是推广新儒学的一个实践方案。引用贝淡宁的话，他希望“能够为今时今日中国的儒家化做出一些贡献。”

第二，山东大学也期待推进教师队伍的国际化、儒化。贝淡宁说和他任教过的清华大学比较，山东大学的本科生比较缺乏出国的机会。从另一方面讲，多元现代性、多极世界的发展必然改变着西方认为是唯一的发展模式。国际社会更需要听到中国的声音。

第三，新书的政治目标——在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状态下，要排除西方妖魔化的套路。他希望用这本书来说服一些外国人。正如儒学所推崇的“君子和而不同”，可能西方人在看了书以后可以会有更客观和理性的态度。

而这三个理由或目标需要实现的环境，即在儒学复兴背景下才得以实现的。“很少有人会怀疑过去几十年中国儒家的复兴。”在讲座中，他尝试分析了儒学在近几十年复兴的原因。从政治上看，中国需要一种新的、具有替代性的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合法性资源。从经济上看，儒家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精神层面上，它有助于弥补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方式所导致的社会原子化和道德真空。最后在学术上，学界复兴了丰富多样的传统。

现场签售

给自己评价：不成功的院长

行政、科研双肩挑中推进国际化和儒学

普林斯顿出版社在自己的“读书汇”中介绍贝淡宁的新书是“一位外籍政治学院院长的自白，用自我嘲讽和戏谑的口吻讲述了自己经历的误解和失误。”在8月13日讲座一开场，贝淡宁也说，自己在山东大学5年任期在2022年结束，他没有成功当好院长。他说他自己十分佩服那些同行，每天要试图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候一开会就是4个小时，但他 在1个小时之后就开始想睡觉。会议内容从讨论包括办公空间的“小问题”到包括15年计划的“大问题”等，不一而足。

在他的新书中贝淡宁也如此指摘自己。第十一章“象征性领导” (The Case for Symbolic Leadership)中，他用自我调侃和反省的笔调，描绘了自己作为一位外籍院长如何处理繁杂的行政事务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作为领导，贝淡宁可能已经被各种事务消耗了精力，但又不能简单地回到教学与研究的岗位。他写道：他经历了院长这一职务，并努力完成这一角色，并不是对体制和制度失望，正相反，而是他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一角色。

又比如在第五章“饮酒无度” (Drinking without Limits)中，贝淡宁调侃地写自己在高校的开会、处理行政事务以及醉酒的经历。并评价，作为院长时宴请可能是他喜爱的“工作”。正如普林斯顿出版社的书评所展示的那样，贝淡宁亲身参与了大学的行政决策、政策制定及实施。但当院长的过程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他诙谐地讲述了存在的失误和误解。而他的亲身经历也为理解当今中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但成效往往是和目标相一致的。回顾成为院长的两个理由，推进国际化和推广儒学，贝淡宁并未失职。

新书发布会现场

消灭绝对贫困后走向共同富裕

儒家资源仍可发挥相当作用

如果说在儒学复兴机遇期，贝淡宁成为了山东大学的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院长，怀揣着“外王”的实践期待和促进儒学发展的责任，那么在实践中，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贝淡宁在现场提出，在共产主义的复兴途中，儒家资源仍具宝贵性。他认为，过去十年儒学复兴似乎遭遇了停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资本主义弊端再次爆发，环境问题、贫富差距不能得到有效解决。2012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采取严厉举措遏制资本主义过度发展。2020年，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后，开始树立缩小贫富差距后的共同富裕目标。而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即：发展生产力之后才能转向低级共产主义、再转向高级的共产主义。

以此看，面对金融危机这样的问题时，儒学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贝淡宁指出，但是，如果未来会朝着共产主义发展，儒学可以发挥相当作用。比如，实现和完善国家治理，可以利用儒学资源，选拔和提拔德才兼备的公职人员，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来应对诸如人工智能、核武器监管、气候变化等难题； 发展国家“软实力”，也需要儒家式的以德治国；实现基层政治的普遍参与，需要儒家“和而不同”的追求中保持个人自由。

作者：童毅影

照片：主办方现代书店提供

编辑：李念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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